看到同剧组同事猝死的消息后，陈励至今没有缓过来，推掉了近期的短剧剧组邀约。
10月20日下午4点，短剧导演高俊被妻子发现倒在家里的卫生间。晚上6点多，医院宣布高俊因心肌梗死去世，终年43岁。10月18日凌晨，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个短剧项目杀青，回家两天后就发生了意外。
朋友转发后，陈励才知道这个消息。他和高俊共事的剧组有35名成员，大部分人是首次合作。“4天快速拍完、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工作强度高。他与高俊的接触也很少，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人挺好的，脾气也挺好的”。
陈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他参与了七八个短剧项目，最长经历过40小时连轴转的拍摄，在现场吃过两三次速效救心丸。“短剧没有调整空间，每天不管是下雨还是下刀子，都得拍完。”
临时组建的短剧剧组往往也缺乏正规的劳动合同保障，用工状态不规范。陈励表示，欠薪常有发生，有一个已经拍完3个多月的项目，至今没给他结工资。“太熬了，不想拍了，我想休息。”
2025年10月，导演高俊（左一）在短剧拍摄现场。图/高俊家属提供
“随时等候任务指令”
尽管有多年广告和纪录片的导演经验，但高俊在短剧圈的职业生涯今年才刚刚起步。
高俊的妻子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10月开始，他经历了一段工作空窗期，今年5月开始考虑转型短剧行业，8月起陆续在剧组工作。
高俊曾为另一家郑州头部短剧公司的项目做过执行导演。10月3日至10日，他执导的4部短剧作品陆续在某短剧平台上线，版权方为七公主剧场，目前在平台的热度值均达1400万—2300万。
9月20日，高俊询问在2022年认识的同行刘爱国是否需要执行导演。刘爱国是河南花贝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板兼导演，从2023年开始拍摄海外短剧。二人决定首次合作，共同筹备一个采用葡萄牙语的新项目。
“他认真负责，态度积极，做的功课非常细致。”刘爱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人的聊天记录显示，9月26日—27日，高俊开始联系摄影指导，整理转译资料。10月7日—9日，二人一起讨论修改剧本问题。10月12日—13日，二人与制片人见面，继续修改剧本细节，完成最后的筹备工作。
筹备期间，高俊多次提到“随时”一词，主动询问工作，如“国庆全天候等待导演下达任务，随时候着”“需要我准备什么，随时说”“随时等候任务指令”等。
10月14日至18日凌晨，该短剧在郑州拍摄，高俊作为执行导演负责现场统筹与各部门调度。“这两年，他很少和家人说工作上的事。”高俊的妻子王飞说。王飞平时不爱看短剧，更喜欢传统影视剧的叙事手法，对行业也不太了解。直到处理完后事，查看了高俊的手机，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实工作状态。
在剧组工作群里，每天早晨7点多发布拍摄筹备通知，次日0点后，仍有夜宵、遗失物品、次日车辆安排等消息在更新。王飞推测，剧组单日工作时长超过17小时。尽管短剧的拍摄地点集中，但微信步数显示，高俊在拍摄期间每天行走1.2万步以上，回家后，他提到过“脚疼”。
陈励记得，每天拍摄结束后抵达酒店已是凌晨一两点；最后一天拍摄熬到了次日凌晨2点。“这次拍摄挺顺利的，现场也没有什么矛盾或卡壳，睁眼工作，闭眼休息，短剧都这样。”
10月18日中午，高俊离开剧组回到位于开封的家中。在和其他朋友聊天时，高俊说自己“严重失眠”。10月20日上午11点多，他向刘爱国发送了一段关于项目感受的文字，认为自己在拍摄中有失误，提出要盯后期。“估计前面睡得也不太够，从未有过的片场断线的感觉。”他说。
但当天晚上9点多，刘爱国收到了王飞的通知，高俊已离世。“我们都感到深深的遗憾。”刘爱国表示，事发至今，他也没有再推进新的项目， “压力很大”。在此前的聊天中，刘爱国还向高俊分享过自己筹备的一个网剧剧本，高俊表达了合作意愿。
王飞坦言，高俊患有高血压，一直服用降压药，但未出现过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平时也有爬山、游泳等习惯。她认为，丈夫的猝死与前几日的超负荷工作状态有关。
“危险信号”
高俊所在剧组的状况并非个例。多位短剧从业者表示，剧组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是底线，16个小时很正常，熬夜成为一种行业自觉。
高俊曾对刘爱国聊起过自己执导的4部短剧作品，“10天4部16万字，谈不上啥质量了，能不熬夜已经是胜利了”。陈励也曾在片场听高俊提到过，郑州另一家短剧公司也很“熬”， 拍摄简单且速度极快，一天几十场戏，两三天就拍完了。
制片人姚国力去年毕业后进入短剧行业，他先在西安的一家个人工作室拍摄了一部剧。这部剧的制作预算只有16万元，公司让他和另一个制片人轮流“两班倒”，轮流熬夜。后来，另一位制片人身体不好，公司就让他一个人接着“熬”，他通宵干了一天，第二天才睡了2个小时。
“当时真的熬坏了。我明显感到自己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还会语无伦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去年11月，姚国力入职了西安一家头部短剧制作公司，迄今已经参与了超30个项目：80集的戏拍6—9天，30—40集的戏拍4—5天，拍完一部休息3天左右。由于年轻，他还算“熬得动”。但他记得，一个好朋友七八个月没见到他，见面后直接和他说，“你老了好多岁”。
潘乐是一名刚从长剧转型短剧的制片人，到横店一个月，他就感受到不少“危险信号”。有导演和他说，有主演因为睡眠不足开始“胡言乱语”，但演员咖位不高，现场也不可能喊停，“这种情况只能现背，直到通过为止”。还经常有导演原本说要去剧组拍摄，结果上午心脏不舒服去了医院，就没再进组。岗位出现缺席，第二天就会有新人补上。
短剧剧组如何“熬”，是由拍摄预算决定的。姚国力明显感觉到，今年3月公司拍摄短剧的预算较为充足，每天9点开工，晚上8—9点收工，下班还能去吃个消夜。“最近，整个行业的资金在收缩，制作成本也更加紧张。”
短剧剧组每天的拍摄安排被称为“大计划”，由制片人规划。姚国力表示，自己经常会排得很绝望，有时候明知道这部戏应该拍8天，但由于资金不够必须压缩到6天，明明拍不完，还是要想尽各种方法把戏排出来。
项目预算越低，拍摄节奏就越要极致压缩。有从业者表示，自己甚至经历过“4天拍完100集”的情况。
“这是一件两难的事情。平台对剧集交付时长有规定，例如80集的剧情一般标准不能低于120分钟。如果节省拍摄时间，大幅删减剧本内容，会担心最终时长不够交付。如果压缩拍摄节奏，代价是全剧组的健康，也要支付部分超时费用。”姚国力说。
每天必须完成“大计划”，已经成为短剧剧组不容置疑的信条。疯狂“卷”进度、睡眠不足的问题是普遍的，从导演、制片、演员、摄影乃至场务、化妆，无人幸免。
“老板不同意”
事发之后，高俊亲属与刘爱国进行了多次沟通。
项目薪资方面，双方已达成一致并结算完毕，按1000/天的标准发放5天，加上交通补偿共6000元。抚恤金金额方面，刘爱国提出的方案是1万元，亲属要求更多，双方目前仍未达成共识，僵持不下。
在短剧这行，“爆款”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据了解，对于一位缺乏爆款数据和代表作品的新手导演，1000元/天算是一个符合市场标准的薪资。
痛点在于，剧组的成员都是合作、外聘关系。高俊没有与花贝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薪资也由口头约定，这使得事后的责任认定与权益保障无所依从，家属维权面临难题。
上海兰迪（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法律规定，工亡赔偿需猝死发生在工作期间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的情况下，在家猝死需证明其工作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劳动合同，需通过劳动仲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再申请赔偿，过程复杂。
在短剧剧组中，除少数头部公司外，缺乏正规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从业者多处于“灵活就业”状态。这导致欠薪纠纷时有发生。
东阳市会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会霞在横店运营着一个剧组造型团队，她入行已有十多年，最近第一次陷入了讨薪困境。
于今无量是一家总部位于长沙的短剧厂牌。今年8月，其关联公司徐州于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两位制片人找到马会霞，讨论短剧项目《脱笼》（后改名《破笼》）的服装造型合作。双方初步商定以13.9万元的“打包价”达成合作，分阶段付款。制片人提供了合同模板，表示“合同过了给你说”。
9月2日，在项目开机前，第三位制片人临时接替了工作，试图压价未果。为推进工作，制片人支付了首笔费用5.56万元。项目于9月20日杀青，马会霞多次催促尾款发放，对方以“老板不同意”“合同未签完”“合作条款不合理”等为由拒绝支付，双方矛盾加剧。
11月14日，长沙于今无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发布回应，称此合作是项目制片人在严重违反公司内部程序的前提下私下达成的，公司紧急启动调查后，发现合作模式及合同条款均不合理、相关流程及结算存在异常。其要求马会霞的公司提供合同签署资料，各类结算凭证及详细费用明细。
马会霞对此不予认可。“这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谈好了‘打包’就不需要明细。”她表示，拍摄期间，团队每天的工作时长经常达到19—20小时，已按约定完成全部工作。
张祺表示，服化公司应注意合同签署，保留与合作相关的所有证据，开具正规发票。该承制公司的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存在一定问题，对制作团队的监管不够到位。
她表示，因为短剧制作周期短，短剧承制公司很容易出现不规范的情况。譬如，很多临时演员的薪酬用现金支付，无书面记录，后续容易扯皮；租赁居民住房作为拍摄场地时，也容易缺乏合同和凭据。
极度缺乏保护
除了用工的不规范，短剧剧组的现场工作也缺乏保护。尤其是对于没有劳动合同的人员，保险是大部分剧组提供的唯一保障。
姚国力所在的公司会为剧组购置文娱人员意外险、器材险和场地险。由于担心现场风险，他曾让场务花2000元购买过一个急救包。至于其他，则只能提供人文关怀。“我们会在开拍前强调，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做任何创作，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处理。如果真的拍不动或者有风险，可以停拍。”
除了导演和制片可能需要参与后期，大部分工作人员的职责在项目杀青时就结束了。像高俊这样杀青后突发事故的情况，剧组也较难进行管理。
在潘乐看来，拍摄资金不足是短剧缺乏保障的核心原因。“在电影片场，救护车每天都在，工作人员有茶水和休息区，这些基本的保障都需要钱。横店一个月有几百个短剧剧组在拍戏，不可能有几百个跟组医生、几百辆救护车。”他说。
另一方面，短剧剧组普遍存在严重加班情况，但只有少部分工作人员有加班费和要求休息的权利。姚国力表示，除了头部演员和海外演员能要求一定睡眠时间，工作超过12或14小时需要加钱，大部分从业者没有加班费，只能跟着剧组一起“熬”。
近两年，短剧行业高歌猛进，尤其是在西安、郑州、横店等拍摄重镇。以郑州为例，目前，郑州已聚集微短剧相关企业820多家，规模化拍摄基地15个，日均开机约100部，汇聚从业人员3万多人。
在今年10月底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上，某头部短剧平台的总编辑表示，根据最新调研，微短剧行业今年正加速向千亿级市场规模迈进。这意味着，相较于2024年的500亿产值规模，短剧在一年之间又翻了一番。
但市场狂飙，是否以工作强度失序、用工失范、保障缺位为代价，正在引发行业关注。
作为从长剧转型的制片人，潘乐见证了影视行业逐渐规范化的过程。“现在，短剧好像把以前影视行业的毛病都汇集于一身了。”他呼吁，短剧行业应重视用工责任，加强对从业者的保护。
高俊导演的去世，为全行业敲响了警钟。高俊和王飞育有两个女儿。“我不太愿意跟孩子提爸爸的职业，如果将来孩子喜欢，她们可以选择继续走爸爸的路。”王飞说。她希望，短剧行业能越来越规范，丈夫的悲剧能不再发生。
（文中陈励、潘乐为化名）
发于2025.12.1总第12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短剧狂飙预警
记者：王诗涵（wangshihan@chinanews.com)
编辑：闵杰
